今天是2010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是好友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的喜庆日子，黄正建先生要我作个发言，这是应当承诺的。但此文的标题似与一般喜庆的祝贺不同。这是有感于当前学界的一股吹牛风，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少“名流”喜欢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吹个天花乱坠，甚至与客观情况完全相悖。我想，评论老朋友的成就，也完全应当实事求是。既然对老朋友如此做了，当然更欢迎别人能严格地对待和批评自己，说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此文有何不客观、不公正之处，也欢迎大家教正。对于这份特殊的喜庆礼物，甚至连在座的王春瑜先生也表示非议，但寿翁却有接受的雅量。

      我从1962年冬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就很快与张泽咸先生成为好友，屈指算来，已是四十七年，他正好比我大九岁半。说是朋友，其实在准确的意义上，应是义兼师友。记得当年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不仅当时他对我的业务有不少指导和帮助，即使是他事实上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今天，我还是依赖于他，凡是涉及汉唐史中没有把握的问题，总是要用电话就教于他，方才能放心写相关的文字，有时还须拿半成品请他审阅和把关。

      首先碰到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评价张泽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在隋唐史领域，有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是公认的。大致在1949年以後，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是胡如雷和张泽咸两先生。两位先生都兼治汉唐史，就以对马克思主义译著的精熟程度而论，当然胡先生更胜；而对汉唐间史料的精熟程度而论，则张先生又胜过胡先生。

      张泽咸先生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下的苦功夫，肯定是强于我的。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甚至大饥荒也并未改变我们的信仰。但当时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确是教条式的，只是想给自己研究找观点，最好能找到合适的语录，用于写作时贴标签。苦难往往是最好的教师，经历了文革，才真正改变了我们那种教条式的学习，学会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而能较为自由地运用其基本观点，去研究历史。时值今日，在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中、青年学者厌弃之际，我们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也口口声声强调自己信奉唯物史观，不过是为出示一张对私利有用的身份证，我们也与此类人不同。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又说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依我的观察和经验，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写後一句话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泽咸。应当说，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博览群书，对史料所下的苦功夫，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他不仅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读过很多包括《宋会要》在内的宋代史料，还兼读宋以後的不少史料。他的总体学术水平，当然在我之上。

      在文革前，历史所的旧人都一致公认张泽咸先生的用功。特别是在大饥荒时期，张泽咸下放到曲阜劳动锻炼，饿得全身浮肿，已肿到无法弯腰穿鞋，一条性命差点送掉。但回北京後，不顾病体未痊，天天泡酱油汤灌饥肠，深夜读史。他身体本来很壮，经历此次折磨，接着又遇到丧妻之痛，完全垮了下来。他搜集了自秦汉到宋元的相关史料，在文革後本拟写一部估计应有４００万字的汉宋农业史。然而在健康状况已经完全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情势下，最终只是勉力完成了７５万字的《汉晋唐时期农业》，无法写更大部头的论著，真是可惜！

      我常说自己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如果放大一点，对自1949年到1966年进入史学界的人们而论，先天不足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後天失调具有普遍性。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加之有人还承受冲击和折磨，不仅剥夺了人们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精神，甚至肉体上的痛苦。在此种艰难的条件下，又没有如今的古籍电脑软件，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能够贯通几个断代史。例如漆侠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秦汉到隋唐辽金的各代史，都有相当的研究，而尤其擅长宋史。主要是治元史的周良霄先生，他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电脑，但从他的力作《皇帝与皇权》看来，他读史和治史肯定是跨越断代的，其贯通中华古史的水平肯定在我之上。还有如上述胡如雷、张泽咸等先生，他们的艰苦努力，确实达到了生命的极限。

      张泽咸先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作品如下：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50万字，中华书局，1979年；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与朱大渭合作，54·9万字，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隋唐部分，北京出版社，1983年；
      《唐五代赋役史草》，37·6万字，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屯垦史》中册的部分，农业出版社，1990年；
      《唐代工商业》，39·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唐朝阶级结构》，42·6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国屯垦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中国航运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他写第一章和第四章第十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时期农业》，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汉晋唐时期农业》，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一得集》，论文选集，29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泽咸集》，40·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晋唐史论集》，25万字，中华书局，2008年。

      以上有的无法统计字数，如《一得集》也不能作重复统计，可统计者为365·2万字，据张泽咸先生说，仍有约30万字论文未曾编集。连同台湾出版的三部书，应有500万字以上。我想，如果有可能，至少应为另外的30万字论文，再编一论文集。将来如有可能，应出版《张泽咸全集》。可惜因他的身体状况，本人已难以参加编集，须统一体例，特别是应当校对文字和史料，极为费力。

      张泽咸先生的大作中，给我印象最深者，是《汉晋唐时期农业》和《唐五代赋役史草》。《汉晋唐时期农业》是分地区论述的，可称全面的区域农业，而在体力和精力极差的条件下，已经难于做到认真地核对每一条史料。但我们拜读此书，仍可体会他治史的顽强毅力和辛劳，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次呕心沥血的顽强拼搏。《唐五代赋役史草》的特殊优点，是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以论析唐史。我曾对张弓先生说，就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论证唐史而论，张泽咸是胜过他的老师唐长孺先生的。张弓立即说，唐长孺先生在生前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评价。其实唐先生与我接触很少，从来不可能交换看法，但结论相同。

      任何高明的学问家，总有自己的弱项和缺点，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不断开发其未能深入或涉足的课题。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精神，对前辈优秀学者应当非常尊敬，但也不宜偶像化和神化。我曾对张永山先生说，我们衷心敬慕张政烺师，但评论他的学问，不应说过头话，这其实不是尊敬老师，他也表示同意。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超越老师，後辈超越前辈，是天理当然的。只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学问的总体上确实根本不能胜过老师和优秀的前辈，但也应尽量开拓和发展自己治史的新境界。譬如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够注重。唐长孺先生有1949年後的时代条件，注重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作品主要是论文集。张泽咸先生在另一种时代条件下，则注重写专著。应当指出，张泽咸与唐先生的师生感情是极为深挚的，尽管本人体能已经很差，还是勉为其难地整理唐先生的遗著，花费了很大心血。

      前面说过，张泽咸先生治史，确实达到了他精力和体能的极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评论他的弱项和缺点。以下就他治史的不足提四点看法。

      第一，他没有外语能力。

      第二，他对先秦史料下的功夫不够。前辈学者对我们的教导，是治史打基础，应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们大致还是依此教导行事，但对先秦的史料不下功夫，或下得甚少。应当说，张泽咸在研读先秦史料方面肯定强于我，但仍是不够的。特别经过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实践，方才感悟到，不通先秦典籍，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三，他治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而对其他如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教科文史、宗教史等，虽有涉及，但不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比不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 ，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于1977年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吹响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号角，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史头等重大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当然也绝不是唯一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张泽咸和我当然是同意黎澍先生的观点，但在行动上则是迟缓的。看来我们都是想走学究式的道路，当张泽咸觉悟到这个问题时，其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做什么了。张泽咸对专制主义是有批判的，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故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作了专门论述。我却是很晚也悟出土贡研究的重要性。但总的说来，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仍是他的治史的不足。

      对此还想多说几句。有的学者认为，学者应当疏离政治，并且认为如翦伯赞、吴晗等先生当年就不应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有的学者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於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例如在官本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学者不可能与权势不发生瓜葛。今天要说清高的话，就不应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应是在专制制度和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时至今日，母校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京大学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其他教科文机构的人们也同样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要继承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必须支付代价，也应当支付代价。

      现在张泽咸先生的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从事治史工作。但八旬高龄，神志是清楚的，记忆力也不错。如果他还能为中国史学发挥一点馀热的话，我很希望学者们能同他多通电话，多交流学问，这对他，还是对别人，都是有益的。

      最近在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到了这个年龄，在事业上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只能勉为其难地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如今的中青年学者是完全不同的。我想，从中国现代史学实际发展而言，我们这代人的水平是到了谷底，往後则应当，也可以一代胜于一代。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共同努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

      【说明】2010年1月15日，历史研究所隋唐史研究室举行小型祝寿会，祝贺张先生80大寿，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请王曾瑜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王先生遂发表了上述一番谈话。张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老友的坦诚和直率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笨人，语言能力差，至今乡音不改；马列的书还是读的，马恩全集前47卷、列宁全集37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都一页一页地读过，但理论水平确实有限。会场气氛始终宽松而热烈，堪称一段学界佳话。
 

      2009年1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所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荣军及小组成员刘献敏、黄淑琴前往家中，为家父祝贺80岁寿辰。
 

      2010年1月15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唐宋史研究室、隋唐辽宋金元史重点学科为张泽咸先生八十华诞举办了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张泽咸先生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王春瑜、王曾瑜、李斌城、陈高华、陈智超、郭松义，唐宋史研究室的同仁黄正建、吴丽娱、楼劲、牛来颖、杨宝玉、江小涛、关树东、蔡春娟、雷闻、康鹏、张国旺、陈丽萍，以及刘驰、胡宝国、陈爽、任士英、栾贵川、谢保富、孟彦弘等。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卜宪群代表历史所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黄正建先生主持。在向张先生献花后，卜宪群、王震中代表历史所对张先生的八十岁生日表示了祝贺。王曾瑜先生对张泽咸先生的学术贡献及不足作了全面、中肯的概括和评价。指出，1949年以後，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是胡如雷和张泽咸两先生。他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下过苦功夫。在大陆，在他们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先生又博览群书，对史料下过苦功夫。以上两点，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他不仅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读过很多包括《宋会要》在内的宋代史料，还兼读宋以後的不少史料。在文革前，历史所的旧人都一致公认张泽咸先生的用功。当然，无庸讳言，张先生治学也有不足，如，外语能力差；对前秦史料没有下过功夫；治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而对其他如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教科文史、宗教史等，虽有涉及却比不上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在庆寿会上，能如此客观、理性地对老朋友的治学进行评析，真是难能可贵。

      这之后，张泽咸先生充满感情地谈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治学得失、为人准则等，说到动情处，几近哽咽。王春瑜、郭松义、李斌城、张弓先生回忆了与张先生多年同事、共学的往事。王春瑜先生指出，张泽咸先生学问严谨、作人正直、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值得大家学习。郭松义先生回忆了与张先生合作写作《中国屯垦史》、《中国航运史》，以及与王曾瑜等三人写作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往事。李斌城先生回忆了自己毕业分配到历史所工作后，张先生对自己的帮助。张弓先生回忆了1978年自己考取历史所研究生的种种趣闻，并赋诗一首誌庆：

      学林向似荊蓁地，乙部耕耘倍劳神。旧典随君销永岁，新裁倩友细沉吟。
      恒观故制参变化，忍看时文乱古今。六卷覃思型范在，付与石渠待知音。

      栾贵川先生代表张先生的学生发言，对张先生的悉心培养表达了谢意，并向老师敬献了花篮。

      张泽咸先生以研究中古经济史为职志，著作等身，贡献甚大。他治学以勤奋刻苦、史料丰富扎实著称。同时，他还极乐于提携后进。他的治学态度，他的为人，都值得后生认真学习。

      我与汉唐史研究 作者：张泽咸

      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年在长沙读完高中，暑期参加了高考。当收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学习。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政治运动多，四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外语系以外诸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英语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所讲内容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吴于厪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专著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笔记，考试默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教我班中国近代史，我仍是积习难改，他对我却比较满意，曾动员我毕业后跟他学习近代史。

      因为没有教科书，教师大多忙于编写讲义，印发给学生。同学常有讨论课，记得有一次世界现代史讨论课，我谈了在图书馆看书的心得，尖锐批评任课教师所编讲义错讹多，张冠李戴。矛盾百出，弄得那位老师十分难堪。事情已过多年，至今回忆，很对不起那位在当时热衷改进教学现已亡故的授课老师。

      建国初期，武大开出的课很少，更没有选修课，除政治课是全校性地开大课讲授，人数众多而外，各系专业课分班讲授。听众很少。课后，同学们多忙于整理课堂所记笔记。我没有这么做，有空便去阅览室看书，东翻西看，并无明显目的性。有一天，突然萌生偷听外系课的念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一俟本班没有课，我便潜去外系偷听，它既不是合法安排，自然无法保证听课内容前后连贯。我曾偷听过陈修斋先生讲西方哲学史，邓启东先生讲经济地理，黄焯先生讲古代汉语，有一次，课堂上被黄焯先生发现，把我撵出来了。

      大学生时，我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不少社会工作。学习历史极少读过原始资料，全班三十三名同学，我的考试成绩通常是中上等水平。完全可以说，历史研究尚未入门。

      1956年9月，分配我到中科院历史一所工作，实是喜出望外。其时，向科学进军口号响彻云霄，人心思院成为时尚。历史一所是分管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由郭沫若院长兼所长，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抓。此外，还有分管隋唐至明清的历史二所和分管近现代的历史三所。我至京报到时，正值尹达先生在外地休养。张政烺先生接待了我们，他要求新来的人一律要通读刚刚新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后来，我是照办了。

      lO月初，尹达先生回京，我以古代汉语基础太差为理由，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学习中国近代史。他幽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还说，如果将来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同年11月，再找我谈，让我回武汉跟唐长孺先生学习。他说，唐先生主要研究魏晋隋唐史，对秦汉史也很熟，你想学近代史，去那里学吧!于是，我回到武汉，开始了对秦汉史籍的阅读。那时，诸史尚无点校本，初读线装书困难极多，硬着头皮慢慢啃。唐先生当时兼任历史一、二所研究员。1957年4月，他带我来京，他常去科学院图书馆看敦煌胶卷，令我随往抄录。有时我们也参加研究所内的“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会议。9月中旬，我们自京返校，全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无空隙看书了。

      1958年2月，武大通知我随大学生去湖北红安参加鄂豫皖苏区党史调查。当年大旱，白天忙于抗旱，晚上作走访调查。直至9月底返校。立即投身大炼钢铁运动。同年11月，历史所调我回京。在武汉二年，很少有机会接触唐先生，心中只有无奈的失落感。

      1959年初，我被借调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筹建工作一年，分工搞秦汉、魏晋时的文物陈列。为适应工作需要，努力阅读了建国十年来有关本段的文物考古文章，增长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1960年初，下放山东曲阜农村劳动一年，在那艰难岁月，当年麦收前的几个月内，我们每天以白薯枯藤及树叶等充饥，还要参加大田劳动，全身迅速浮肿，健康大坏。这一年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劳动，使江南出生的我知道了不少北方旱作的知识。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厚今薄古政治气氛下，读线装书与白专道路划等号。虽无明文禁止写古史，但不能自由投稿。机关领导全力抓大批判，大批判文章易于发表，学术须经学术秘书处审批才能投稿或发表。

      《毛选》第四卷出版，掀起了学习高潮。在此前后，斯大林、列宁和马、恩的选集和全集迅速译成中文陆续出版。白天可以合法地阅读它们，我很注意经典作家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中世纪的有关论述，由是寻章摘句，先后抄出六万多张卡片。通过多年阅读，服膺马克思主义，诸如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并初步认识到马列经典著作是大师们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结晶，是方法论，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可是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中学习他们分析租处理各种复杂社会伺题的方法。我对大批判文章引用个别马列词句当标签很反感，但在自己先后发表的论著中也存在类似引用马列词句以代替自己作深刻分析的简单化倾向。由此深知，学习马克思主义全在于运用，表里一致，实在是很不容易。

      60年代成天搞大批判的岁月，那时很少电视，到了晚上，大家习惯了早睡。我的办公室是在二层楼上，楼下一层是图书室和书库。为了保证书库安全，照例在下班时由图书室人员锁上前后门，我和图书室何墨生先生等混得很熟，得以借出大批线装书放在办公室，白天是大批判不能看，每天下班前。我从他们手中拿到大门钥匙，负责及时锁门。晚饭后，我便睡觉，十点前后起床，开门入办公室，自由看书写作，拂晓锁门回集体宿舍再睡，上班前再去打开办公室大门。如此日复一日，偷看了不少书，抄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并写出了十七八万字的秦汉史。由于读史是从《资治通鉴》开始，读线装书也较多注意政治史，选题也大致如此。这一切那时不能对人说，老先生贺昌群对我极为关心，他乐意帮我修改。1964年5月]4日给我写信说“文稿已阅过，提了一些意见……得暇望来一谈，近来工作情况如何甚念。”他非常细心地用铅笔将文稿作了不少批改，我是太感谢了。取回后，紧锁办公桌内。其后去农村“五七”干校，也未取出，连同三十九盒读书卡片都堆在办公室内。等到从干校返回北京，办公桌已不知去向，文稿自然不存。卡片盒被推出室外，资料也散亡过半。1972年9月27日，我去看望病危的贺先生，他仍谆谆教我不要灰心，说我年青，秦汉史有基础，丢了可以重写，还会写得更好。我满口承诺了。但我迄今并未兑现诺言，思念及此，很愧对九泉下的贺昌群先生。

      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投寄《历史研究》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汪先生还应我的请求，和我面谈一次，纵论今古。他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缺点，至今仍是指导我进行写作的行动准则，我很感谢怀念他。

      长期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学习秦汉、魏晋史已有多年，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史稿”相关部分写作。我没有读过隋唐史籍，却分配我写隋唐史中的民族、对外关系及思想文化，同时还要求我唐代客户资料交编写组，并谈谈自己的意见；两件事我都照办了。并撰写了《唐代客户》一文在《历史论丛》第一集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那时已是三十四岁了。后来，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告诉我，编写组有人反对刊发，是杨向奎先生坚持才得以发表的。

      我调去搞隋唐史后，并未从此放弃秦汉、六朝史，不少正史外的古籍是在60年代继续看完并抄出卡片的。韩国磐先生相继出版《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二本专著，有人分配我写书评，示意要批判书中所主张土地国有制是修正主义理论。我写了书评发表，正面肯定了《试探》的成绩，也谈了某些商榷性的观点，平等地和进行讨论。这么做，明显违背了布置者的意愿。还是60年代，外交部下达历史所要完成的资料，其中涉及魏晋南北朝部分也由我完成。70年代，分配我搞农民战争史资料，隋唐部分以外，我还独自完成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近六十万字。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审读秦汉史的论著八部，并分别写出了具体审读意见。

      我在初治秦汉、六朝史时，对政治史颇感兴趣，后来注意到把古代兵部尚书当作当代国防部长的批判公开后，加以当时史学很注重政治大批判，我深感政治史研究太可怕，由是，治隋唐史时，有意将学习重点转向了经济史方面。

      1962年，王曾瑜自北京大学分配来历史所。我俩同在一组，他借来大批宋代史籍阅读抄写，其勤奋程度令我吃惊。接触曰多，发现他的通史知识比我强，对《通鉴》非常熟悉。他在阅读宋代史籍时，曾顺便抄录过数条涉及宋以前的资料卡片给我。经查核，有的和旧史内容雷同，并无价值，但确有几条的内容未见于汉魏、隋唐史籍。由此诱发我对宋朝史籍的阅读兴趣。回想大学四年，宋史只听过三堂课，实在无知极了。这时，我从曾瑜手中借抄了邓广铭先生开列的现存宋人文集目录。随后，又复印了日本学者送他的《宋会要》目录。正是在他的吸引下，此后我所读宋代文献资料的字数肯定超过了我所读唐史资料的字数。并且在他的倡议和协助下，我们合作写了《北朝的九等户至宋朝的五等户》、《试论秦汉至两宋的农村雇佣劳动》、《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等文。

      1972年秋，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自河南农村回京。军宣队宣布，凡是没有参加《中国史稿》写作的人，一律不许向图书馆借书，我只好假手参加史稿编写的何龄修先生借出《全唐诗》阅读。又通过唐耕耦先生借到日本国刊印的《唐六典》和《四时纂要》，二书在国内早无刊本，阅读完毕，并把两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全部完整地抄录，分别装订成书，以供自己使用。

      1977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拟在三年内写出隋唐经济史。那时我满怀信心，准备完稿后，再集中几年时间，对秦汉、魏晋六朝史作些探索。1978年，心脏病、脑血管病一齐急性发作，几致亡身。自此苟延残喘，放慢工作进度，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唐五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以及近日刚刚写完的《隋唐时期农业》，都是原计划隋唐经济史的相关章节。另外，计划中原有重点章土地制度，80年代前期，曾写出了三国两晋部分为其前奏，后因故戛然而止，目前也不能再写。健康不佳，清楚地意识到已不可能完成原来企望所要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我在每部书稿的写作中，转为适当地上挂下连，上及汉魏，下连两宋，注意其源流演变，藉以了却自己多年的部分心愿。

      回顾既往，1956—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是历史所很不称职的“运动员”。二十多岁至四十几岁是人生的黄金年华。我有六年完全与书本无缘去了农村。其他岁月，身在机关，却不能如愿看书写作，“白专”帽子，搞“地下工厂”的指责，令人窒息。不过，我很幸运，逃避了公开批判，又得以偷看不少书。80年代，在历史所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位先生，既不知我读过秦汉史籍，更不知我读完了宋、辽、金、元史，自然也不知我写过多篇秦汉史。当然，人贵自知，我的根底浅薄，又是在胆颤心惊环境下读书写作，读书粗而不细，抄录资料选材不精，写作肤浅，存在的问题是众多的。

      不少师友们以为我是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很可惜。我没有这个缘分。大学一年级听唐先生讲课时，幼稚得很，还不知如何学习。大学毕业后虽有二年随从唐师，除了随他来京的半年时间外，其余岁月，我们甚至极少见面，也是无从问津。60年代，唐师来京点校北朝诸史，星期日有时来舍下聊天。只在这时．才正式听他谈怎样领会吕思勉、陈寅恪、李剑农三位前辈治学的方式以及他本人从事科研如何选题以及慎重选用资料等等，有关这一类的谈话不很多，对我的教育却很大。70年代，陈仲安先生邮寄唐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讲义给我，读后很有启发，对我很有帮助。近十年来，有几位唐先生的学生口头或是书面对我说，唐师对他讲，张某掌握史料比自己多。我都是立即指出这不真实，很可能是出于误会。唐师晚年，目力损坏，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三部书稿，我都是第一读者。或为校对引文，或代看校样，或稍作整理修补。我都是按唐师所示意图办理。某些个别改动也是在他同意下去做的。如果他视力好，必然干得要出色得多。不虞之誉，极不正确。《山居存稿》的跨度大，自汉魏以至辽、金、元。收存写于30年代的旧稿，也有80年代的新作。我认真作过整理，还看了两次校样。出书后，出版社让我写一书评。再复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讹，尤其是该书二百八十七页贾循事迹一节，说贾循两《唐书》无传，其下引姓氏书作了些推测。所述不符史实。《新唐书》卷192《忠义贾循传》记事甚详。我工作粗心，整理时竟未发觉。为此，在写书评时主动作了点自我批评。今重提此事，表明我对史料并不娴熟，如果唐师视力好，决不会出现这类不应有的错讹。

      唐师逝世．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共创挽联称“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周、田二先生如许推崇唐先生，唐师有知，必愧不敢当。当然，我不是说，唐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没有超越寅恪先生。不，不是这样，我认为唐师以及至今健在的周、田诸先生等人都有超越寅恪先生的地方。已故蒙文通先生说得好“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个学生作何用”凡是学习六朝、隋唐史的人，谁也不能绕过寅恪先生。必须虚心好好地向他学习，不这样，是不行的。但学习是为了前进，而不是盲目崇拜。近年有一种造神活动，把寅恪先生当神崇拜，那不是科学态度。有些善于学习寅恪先生的学者甚至并非他的学生。其学术成就远比那默守成规经常空喊造神的人大得多。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听过寅恪先生讲课的人回忆说，同一条历史资料，在不同岁月讲授，阐述便不尽相同，表明他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时近21世纪。自然不能让人完全重述几十年前的所有现成结论。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前进而发展，而陈先生对魏晋、隋唐史的所有研究结论难道可以万世不变吗新的时代，很需要年青一代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注重开拓新的课题。唐代佛学中善于学习有成就的人尚且不拘泥师说，难道现代科学的历史研究反而要有造神活动，顶礼膜拜，真是咄咄怪事!

      马克思把历史学看作“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①治学要创新，但必须是实证性的。50年代，持续批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主张，说是唯心主义，实是冤枉。建国后持续几十年的大批判，把不同学术观点，一律作政治批判，这种十足霸道行径，造成了学术的沦落，教训多么深刻啊!

      还是50年代，报刊点名批判邓广铭先生提出治史四把钥匙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我对此很有体会。以往我不懂版本也不注意版本，有书便看，并摘抄了不少。例如晋张华《博物志》早已散佚，现存辑本篇幅很小。我在不同年代数次看过它，但未注意版本。当我需要使用时，发现所抄出卡片的文字很有出入，不知该怎么办我通读了《全唐文》，抄卡片不少，有一次需用一条资料，持卡片去图书室查对，发现文字甚有出入，深为困惑不解。适逢张政娘先生在，向他请教，方知《全唐文》有扬州和广州刻本，扬州刻本通常比较好。我没有版本学知识，所遇麻烦很不少。邓先生主张重视版本目录学有什么错呢学习汉、唐史，同一职官名称，其内涵与隶属关系，历代大有差异，如此等等，不知道怎么行呢我深刻体会到前辈学者所总结的治史经验是太宝贵、太重要了，以往那些胡乱批判，只能导人以愚。

      长期来，治秦汉史以四史为重。30年代居延简出土，寰宇震惊。50年代，我曾粗略看过劳干先生在40年代的释文，稍知一二。70年代以来，睡虎地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临沂汉简、尹湾汉简等等纷纷问世，还有各地不少战国简牍出土，为秦汉史资料开创了新局面。1972年。我向贺昌群先生承诺要继续撰写秦汉史。其后迄未兑现，原因之一是近二十年来新简层出不穷，自己所知太少，不敢贸然执笔。而年青学者优秀著作出版，我是自知相形见绌。例如，我写过汉代察举制，原稿虽不存，基本轮廓仍能依稀记忆，读了北大年青学者阎步克先生撰《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文简意精，远非我所及也。鉴于自己曾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宿有兴趣，当政治研究所白钢先生决定主编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找我帮忙时，我先是协助他改订这两卷的提纲，随后又认真审读了两卷的初稿，分别提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了却自己长期来的一点心愿。

      我对敦煌文书原是一无所知，前述1957年时对它初次有了接触。调至隋唐组工作后，对敦、吐文书又陆续看了一些。这些年来，原先分藏海内外的敦、吐唐代文书相继公布。还有新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诚如寅恪先生所言“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我读敦、吐文书的某些数量比秦汉简牍较多一些。但我同样没有潜心研究过，因而没有单独就简牍或文书写过专篇，自然是很大的缺陷。就我所见，国内研究敦、吐文书的某些历史学者似乎不像研究简牍的学者那么客观，往往轻易地把某些只是西北一隅的事情，未经具体细致论证，便将它普遍化为全国的通行情况。治秦汉简牍的学者似是较少如此武断。也许由于秦汉简牍出土地域广，学者们能在比较研究中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唐代文书迄今只在西北地区发现，文书内容确有一些具有全国普遍性，有人便不加细辨，轻易以偏概全。现在仍然健康的劳干先生往年曾将河西简牍与文献结合进行研究，所撰论著，读后令我折服。可是，却很难看到国内至今健在的唐史学者有将文书结合文献进行研究达到劳干先生那样的鬲水准。当前，较为常见的是偏重残文书的主观推测。无视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像日本国学者池田温先生那样能娴熟地将唐文书与文献结合进行研究的在大陆内地是颇难见到。令人高兴的是相对年青的学者如姜伯勤先生撰《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荣新江先生撰《归义军史研究》，他们已尽量做到文书研究与文献研究的统一，并充分重视地方性的特色，写出了高质量的论著。多么渴望幸福的年青一代不要急功近利，能开拓眼界，多作些踏实细致工作，并加强外语训练，写出更高质量著作，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学术研究没有固定的界限，不同地域与不同师承关系的意见纷歧，可以通过相互切磋，得到合理解决。任何人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博采所长，而又能自成一家言。我对外语一窍不通，大学学点俄语业已忘却。五十年前中学时学的英语既不够用，且多遗忘。英国崔瑞德教授所赠《唐代财政》。全书六章，依赖字典吃力地看了第一章，无力通读完。这些年来，日本国的一些学者馈赠若干本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论著，还有不少单篇，我没有学过日语，未能很好认真学习和利用。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不努力，外语盲，极大地限制了我的学术视野，可悲也乎!可痛也乎!

      不仅此也，由于种种原因，我对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也知之甚少，最近发表拙作《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生产述略》一文完稿于1995年。前些天，偶尔看到《历史地理》杂志1986年所发赵永复先生《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一文，他从人口与行政建置讨论汉代以至清代的状况，我是从生产具体情况作探讨。两文对资料的取舍极少相同，基本结论是大体一致，颇有殊途同归之感。赵文已发表十年，我竟不知，实不正常也不应该，如果我能早日看到，很可以增写若干商榷性意见，以利进行切磋。

      五六十年代，我忙于秦汉史的学习和写作，来不及认真研讨魏晋南北朝史，便调离去搞隋唐史了。其后，也没有机会全力投入研讨六朝史。魏晋隋唐，寅恪先生最早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唐长孺等先生踵其后，我亦深受感染。直至最近长沙吴简发现以前，魏晋六朝史迄无多少有重大价值的资料出土，而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比较熟悉，因而每逢师友们找我写汉唐间有关课题时，我总是优先选择魏晋南北朝这一段。虽然迄今为止，我发表本阶段的专题不满二十篇，但所有其他论著，无一不涉及本段，并占有一定篇幅。有位朋友写汉唐间某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却空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段，我在审读时，便设法帮他补缺。我参加撰写了两部《中国屯垦史》，其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内容仍是二书互有出入，侧重点也不雷同，决不是后一本重抄前一本。我指导并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两名学生，也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

      通读旧史时，我深深感受到徭役对民众的伤害较赋税更为严重，农家通常只有一个或二个劳动力，长年外出劳役，影响农作至大，如果主要劳动力死亡在外，更要导致全家破产。为此，我分别撰文，写过汉唐间各个时期的徭役状况。为了究明唐五代至宋徭役的变化，70年代还写了《北宋的徭役》，但未敢发表。尔后，针对有人将唐代“夫役”肆意简单化为“杂徭”，我写《晋宋间的夫役》一文进行驳难，自问是摆事实、讲道理，言之有据的。

      研究汉唐间政治、经济史的每一课题，我颇注意其渊源与流变，宋人撰《事物纪原》一书既不够用，且有不少欠妥之处。我为了弄明秦汉史的一些渊源，通读了《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溪了探索唐五代一些问题的流变，我通读了宋、辽、金、元史和其他不少史乘，为此实耗费了不少精力，所付代价很重。师兄高敏只比我在大学早毕业一年，毕业后，他是唐长孺先生指导的首批研究生之一，他写的研究生是唐史，当分配到河南工作后，他自觉将学习研究重点集中于秦汉魏晋六朝，秦汉文献和新出简牍以及六朝史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远非我所及。仅就他毅然舍弃唐史研究重点保证汉魏六朝史研究的战略决策而言，所显示的智慧也是我所不及的。

      历史论著须以真实可靠史料为依据，南北朝至唐宋盛行墓志，唐代墓志出土尤多。近年各地刊印不少，我尚有不少没有看过。注意到有人不加鉴别，以为是一手资料轻易引用，姑且不谈那些赝品，即使是真迹，应注意唐人盛行谀墓之风，某些人正史有传，劣迹昭彰，而墓志常妄加赞许，我们应该信任谁呢？近年来，不时看到一些论著的注文，见《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书，少的达七八百卷。与他人合撰的专著六部。个人所编魏晋、隋、唐五代农民战争史资料三部。与他人合编资料二种，发表八十余篇。如此而已。

      还需要说明，五六十年代，机关领导不时派我跟随孙毓棠、张政烺、王毓铨诸先生搞一些上级所需的历史资料。这类临时杂差，抓得紧，要得急，往往夜以继日，有时还进行集体讨论和修改。通过和诸位前辈学者的频繁接触，我逐渐积累了一些相关知识，懂得了干工作需严肃认真，资料要搞扎实，不用转手和次要资料。

      现在，年近古稀，回顾既往，庆幸自己得到不少前辈学者的青睐与指导，且获得同辈同行的鼓励与支持，成了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人贵自知，我资性鲁钝，且出身世代没有文化的文盲农家。从小与文字无缘，基础极差。青壮年时期即从二十岁至四十七岁，参加了建国以后自土地改革以至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重大政治运动，上大学几年，一直在班级和校学生会工作，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对学习颇有影响。到历史所后，很想多念些书，以补前失；但常苦于无权自我支配。治学起跑点既差，专业又有调动，战线过长，学力不及，往往疲于奔命。上述质量不高的少量成果，大多是在1978年健康转坏以后缓慢工作取得的。题名汉唐史研究，颇有名不符实之嫌。汉魏六朝史，心向独钟，精力不继，无可奈何。读唐以后史册耗时过多，殊为失控，覆水难收，悔又何益严格说来，取得目前现有的点滴成果，若不是师友们的督促与支持，肯定是很难达到的。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31页。

      ②《隋唐时期农业》，已于1999年6月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新作《汉晋唐时期农业》预期不久亦可问世。其中涉及隋唐部分，己与出版《隋唐时期农业》颇有异同。
 

      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就像一只出色的斗鸡，要想修炼成功，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阶段，没有底气还气势汹汹，像无赖叫嚣的街头小混混；第二阶段，紧张好胜，俨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精气犹存，气势未消。到最后，呆头呆脑，身怀绝技，秘不示人。这样的鸡踏入战场，才能所向披靡。

      人生不过就是提醒自己反复做一个动作：清零。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扔。走出来的是路，扔掉的是负重。

                                                                                  ——梁漱溟

国学与国术

                     ——写在首届香港世界中华国术大赛之前 (马明达 马廉祯)

      “国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一定都清楚，许多人将国术与武术混为一谈，也没有人把国术视为国故之学，不会认为国术是在国学潮流的带动下兴起的。它其实是国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武”的部分的遗存。

      其实，国术不能仅仅定位在一般意义的体育学科上，不能以西方体育理念，特别是竞技体育理论来加以研探和框解，这必然会使中华国术走向浅薄，走向衰落。——题记

      国学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滚滚涌动，沉寂已久的孔孟之学出现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复兴局面。北大、人大率先创建了国学班，紧随其后，许多大学设置了类似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最近武大还设立了国学博士点，同时孔子的塑像也出现在许多大学的校园里。于丹以《百家讲坛》带动了全国的《论语》热，《论语》成了热销图书。社会上，儒学成为各种讲座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成了各式各样培训活动的重头讲章，名家名嘴各显神通。针对商业活动中出现的种种信用危机，“儒商”学说和诚信教育也被高调提出，影视作品纷至沓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成为传扬中华文明的基地，也成为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的重要象征。

      无庸置疑，国学热的核心是儒学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肯定，表明孔子学说再度得到社会重视，特别是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实际应用，有些内容已经被吸收到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和大政方针之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提出，都是显明的例证。有学者认为，国学热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传统文化在历尽劫波后的回归，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必然。

      说到文化复兴，就不能不提起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身体文化，讲到自古以来我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体育体系，其中特别是中华武术的历史、现状和前景。这是以上扼要论述了国学大潮后的落脚点，是这篇短文的重点所在。

      “国学”其实是一个经历了复杂过程的概念，我们且不必去追根溯源，用比较直自的解释，最早出现的国学是指“一个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自清末到民国初，在对国学范畴的界定上，衍生出了多种见解，概括讲一种是狭义的，认为国学即指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核心是经学，是孔孟之学和程朱理学。另一种界定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举中国原有的一切学问，“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这一解释具有广而论之的特点，可以称为广义的国学。我们以为胡适的讲法是有道理的，也符合上世纪30年代前后国学热的实际走向。此时的“国学”，主要是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之后，中国学人已经从崇外、恐外、排外等非理性冲动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以西学为参照，重新审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并着手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或者说是走上一条重新建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创新之路。

      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以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的确存在很多困难，而且仍有许多界限不清的东西混杂其中，特别是民族主义仍然大有市场，保守的“国粹”派也顽强存在，而整个体系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学术和文化类别往往各行其是，各奔前程。但，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民族先贤，许多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各个学科的学者专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坚韧不拔的探索和推进，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成果和经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国故学”的大旗下，除了传统的文、史、哲、宗教等人文学科——也即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有了重要的发展外，一些非主流的原属于“子部”的一些分支学科，也纷纷打起“国”字旗号，进入自我转型和体系创新，一时间形成潮流。举例来说上世纪20年代，中医界多次发起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医的转型，为中医寻求生存发展之路。1930年11月，国民政府筹建“中央国医馆”，1931年3月正式成立，宣布“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与宗旨。”后来全国许多省份都成立了分馆，对促进中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许多海外美术留学生的回国，推进了西洋美术在中国的发展，从理论到技法，都对中国传统美术造成冲击，西画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在教育领域占居了主流地位。传统的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顿显衰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在以徐悲鸿为首的艺术家群体的努力下，国画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得到完善，很快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与西画分庭抗礼，实现了融西入中，中西结合，推陈出新。新兴的“国画”与传统的院体画、文入画和工匠画有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具有创新元素，很快就进入高潮，可谓大师辈出，名家如林。国画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法传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广泛传播。在“国”字号的一系列学问中，国画发展得最好，成为国故学最重要的门类，迄今也还保持着这一势头。

      此外，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于1921年首创了“国乐研究会”，揭出“国乐”大旗。1927年在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又在北大创立“国乐改进社”，为中国本土音乐的继承与创新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931年11月，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在北京纪晓岚故居创立了“国剧学会”，正式将京剧改称“国剧”，还成立了国剧陈列馆。至今，港、湾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仍常常称京剧为国剧，还沿袭着当年的习惯。

      正是在重建民族文化体系的浪潮的带动下，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也紧随其后，经一批民族体育家和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国术”终于喷薄而出，成为当时“国”字头学问中最引人瞩目、社会影响也最大的国故学类目之一。这是中国民族体育史上的大事，自然也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

      “国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一定都清楚，许多人将国术与武术混为一谈，也没有人把国术视为国故之学，不会认为国术是在国学潮流的带动下兴起的，它其实是国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武”的部分的遗存。

      国术源自武艺，而我国古代所谓“武艺”，本身是一个涵蕴宽广的概念，它包含了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两大领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武艺活动的总称。进入近代，古代武艺的一部分内容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逐步走向消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其具有明显的健身、娱情和搏击功能，继续得到人们的喜爱。清末民初，在西方体育文化强势传入和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势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为传统武艺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试图使之向近代体育价值系统靠拢并与之接轨，便放弃了“武艺”的名称，改称为“武术”、“国技”等。

      1927年，西北军名将张之江以及著名人士蔡元培、李烈钧等人明确提出“国术”一词，经申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不少的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此时的中国，西洋体育虽已取得主流地位，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

      张之江等人选用“国术”一词，显然受了“国学”或“国故学”的影响，它类同于“国画”、“国医”、“国乐”，是对本土体育的统一称谓。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缘起》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我国技击之术，发达本早，代有传人，近年虽稍稍凌替，偶有能者，其方法途径，别具神妙，与国学同有优异之点．故正名曰国术。

      “国术”在结构上也如同国学，它并不是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都形成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体育体系，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体育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形式。

      当时，“国术考试”(简称“国考”)是国术馆的主要竞赛活动之一，也是官办国术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国术考试条例》和《细则》规定，国、省、县三级考试分为文科和术科两类。文科考试沿袭古代科举的武科内场，基本上是虚应故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术科考试实际上就是国术竞赛，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有搏击、摔角、劈剑、剌枪、拳械五个项目，三项通过者为合格，可以参加正试。正试又分为初试、复试、决试三轮。初试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参加者用抽签配对的办法进行搏击、摔跤、劈剌、剌枪四个项目的考试，经淘汰升入复试，最后选拔三人进入决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国术考试发展很不平衡，全国性的“国考”也只进行过两次，但“国术考试”对当时民族体育起过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国考”，是一次具有实验性质的民族体育运动会。

      选手们先要参加初赛。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演练及格者，才能参加对抗项目。练习套路是绝大多数武术爱好者的锻炼方式，不但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含蕴，具有增进健康和愉悦身心的良好作用。所以，笔者以为把套路演练摆在第一位，摆在“资格赛”的位置上，既符合戚继光提出的“先自舞，次对较”的原则，也符合民间武术爱好者的实际状况。这样安排，是“国考”设计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道理的。

      对抗项目有散手、短兵、长兵和摔跤、射箭等。

      第二次“国考”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

      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的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山东是国术开展比较好的省，几乎全省各县都成立了国术馆，参加国术活动的人很多，运动水平也比较高。据《大公报》1935年4月10日(125期648页)载，山东省的第三届国术“省考”于4月20日举行，济南市于4月8日上午九时在市国术馆内举行市队选拔赛。一共比赛四项，上午考拳术、短兵、长兵三项；下午考摔角。结果拳术参加者20人，选拔出黑松林、张成禄、吕鸿庆3人：短兵参加者8人，选出第一名王连海1人；摔角参赛者20余人，选出李廷友、张金真、李传斗、张登元4人。同样的选拔赛在青岛等市也有进行。“省考”于I 8日存济南开幕，先进行国术预考，全省运动员逾千人，经比赛选取了602名(内女子20名)进入决赛。14月24日举行省考决赛，计分甲乙丙三等，录取男女优秀运动员107名，其中短兵毛树勋等20)0，长兵史佩口等20)0，拳术刘口章等41人，摔角赵云亭等13人，女子长兵杨素清等3人，射箭郭焕然等7人。

      “国术”之所不能等同于武术，大家看得清楚，首先在于它的项目结构是多元的，是练打结合的，不仅仅只是套路演练。

      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弹丸、踢毽、测力六个比赛单项。受“国术”普及水平的限制，大多数运动员只选报其中一两个单项，但也出现兼报多项的情况，如青岛的杨为傅报了摔角、测力、射箭、拳术四项，浙江王志华报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四项，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术前辈佟忠义、王子平、姜容樵、吴峻山等人，都在六运会上担任裁判工作，但他们担任的不是武术裁判，而是摔角裁判。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术家多是拳械与摔角兼通的。那时，一个国术家，不能只靠练套路未敷衍人，如果拿不起大枪，不会摔跤，不懂得擒拿，不能从事拳术和长短器械的格斗运动，没有足够的武学综合素养，恐怕是称不起“国术家”这个称号的，更不要说登上武坛上座，高谈阔论。

      经过许多国术家的共同努力，国术体系的建构是有成绩的，仍以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例，在全部240名国术选手中，在国术馆练习的有128人，存一般武术团体(含各种民办的武术会社)练习的仅有37人，在普通学校练习武术的有16人，军警界的有16人，通过其他途径(含自习、从师、家传等)练习武术的有26人，练习所在不详的有17人。据此，国术馆系统培养的动运员占了全部选手的53％。因此，唐豪先生说国术馆“是提倡武术最努力者”，这话应当是符合实际的。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国术理论系统的建设也是有成绩可言的。众所周知，国术馆系统的唐豪、姜容樵、吴志青、金一明等人各有建树，成果累累。特别是唐豪，他是中国武术史和武术理论学科的创奠人，是一位学品高洁、思维缜密、方法严谨的学者，对扩清武术界虚玄假托之风、树立正确的武学学风做出了杰出贡献，有些方面至今还保持着领先地位，令人仰慕不已。吴志青在国术学科的建设上同样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细心解读和学习。当时还有不少文史学家也介入了武学建设，特别是太极拳的研究中，胡朴安、徐哲东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些高位学者的涉足，不但提升了武学的社会地位，而且浓化了国术的国学属性，使国学研究堂而皇之的走入国学殿堂。

      国术代表了中国人的身体文化，代表了中国人“文武之道”中“武”的一面，或是“动静”理念中“动”的一面，总之它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日寸，久远历史的积累和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使中国人在体育文化上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有不同于西方的一系列珲论认识和运动实践。正因为如此，国术不能仅仅定位存一般意义的体育学科上，不能以西方体育理念，特别竞技体育理论来加以研探和框解，这必然会使中华国术走向浅薄，走向衰落。所以，登上世界竞技体育之坛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选择，廿界很大，道路宽广，我们完全可以创设更能表达中华文明精神的本土体育体系，为世界体育贡献中华民族的体育资源和才智。

      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不断趋同的大势之下，保持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尤为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思考，也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着想，我们主张有必要推动国术的复兴，在现实条件下，探索国术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重新建构国术系统，探索中华民族体育体系的新结构和新赛制。为此，在国内外各方人士，特别是香港各界贤达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以“首届香港国际功夫节”为依托，举办“世界中华国术大赛”，希望通过此举，求取同道，积累经验，大家一起为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尽一份心力。

      附录：  ( 马明达教授，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中华文化与和谐世界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关于“国学与国术”的专题报告。)
 

      苏东坡在江北瓜州任职，与江南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与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往来谈禅论道。一日，他自觉修持有得，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禅师从书僮手中接看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苏东坡认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之批示，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字：“放屁”，不禁无名火起，於是乘船过江，去找禅师理论。 船头临近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已等候在那里。苏东坡见到禅师便气呼呼的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的说：“骂你什么了？”，苏东坡于是将写有“放屁”两字的诗文拿给禅师看。 禅师哈哈大笑道：“哦！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麽“一屁打过江”了呢？”苏东坡惭愧不已。

     修行，不是嘴上说的，能做到才是真功夫。 ( 注释：八风是指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境界，能影响人之情绪，故形容为风。)

      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震而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惧。

      心本可静，事触则动。动之吉为君子，动之凶为小人。

      “福生于清俭，德生于卑退，道生于安静，命生于和畅，患生于多欲，祸生于多贪，过生于轻慢，罪生于不仁。戒眼莫视他非，戒口莫谈他短，戒念莫入贪淫，戒身莫随恶伴。无益之言莫妄说，不干已事莫妄为。默，默，默，无限神仙从此得；饶，饶，饶，千灾万祸一齐消；忍，忍，忍，债主冤家从此隐；休，休，休，盖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礼贤能，奉有德，别贤愚，怒无识。物顺来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过而勿思。聪明多暗昧，算计失便宜，损人终有失，倚势祸相随。戒之在心，守之在志。为不节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劝君自警于生平，可叹可警而可畏。上临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祗，明有王法相继，暗有鬼神相随，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2《清修妙论笺下》

      于禁忌之处见风骨，于高天之外看春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开封包拯祠

　　扑朔迷离的“事实真相”，众说纷纭的“比武经过”，“南辕北辙”的内心思绪，“各自表述”的点点滴滴。

　　许多人将“神话”看做“真实”，许多人将“真实”当成“神话”.....

　　时光流逝，当一切成为过去，过去成为历史，历史成为故事，故事成为传说，传说成为神话，神话凝固为永恒。......

　　已故学者、八卦掌文史研究专家果毅先生。

　　张沪同志：你好。

　　好久不见了，近况可好。

　　......我写的“八卦八形”，例子引门氏八卦，但其承继人修养不足，树立了不少对立面，我写时也曾犹豫，但谈艺岂能不涉及到人，有人德不足以载艺，终必害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本“不以人废言”之旨，乃以“不以德废艺”来对待，人无全人，也只好如此。

　　......

　　......武术界内部要避免虚浮不实以致“神秘化”倾向，颇多虚张声势的浮躁虚假之谈，看起来有追及“气功”之势。

　　......神秘化，神乎其神，这是过去没有的怪异现象。过去老拳师崇信开山前辈，听信了一些人编的神话，零零星星，没有达到今天这么多的玄虚怪诞，且那时人为时代所限，多出于迷信、诚朴，而不是有意造作骗人！

　　我的老经验，认为有的门派出山很晚，以中国之大，不是没有可能，但要具体分析，未必都是如此，像有的秘密单传达数十代，如果是丹道有可能，武术就不同，因为它要与实战相联系，不能闭门造车。我知道的门派，几代间技艺便有很大变化，变形、失落、无以为继。

　　......这样下去，传统的东西会无人过问，日渐湮灭，而那些善于搞宣传、打招牌、贴标签、小广告的却可以盛行起来，并取而代之，群众是不会弄清的，这是一种危险！

　　还有，我们盛行神秘化，浮夸风，离开了求实轨道，功夫吹上了天，一旦交手不堪一击，这样，中华武术的前景并不乐观。它不是推向世界，与国外武技一竞雄长，反而会破了产，不只外人笑，也让国内体育界“年轻人”笑，他们庆幸他们早有的“科学预见”，毕竟真的“实现了”，这是更大的危险！

　　......因为"神秘化"，更容易打着“传统武术”的旗号欺世盗名。

　　......外界对于武术“取消论”的批判要有抵制。传统武术面临一场振兴，但道路坎坷。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是既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化的一概肯定或否定。此外，很多东西不能看成单纯的“历史沉淀”或单纯的“外来文化影响”，它的取舍，背后往往有利害关系、利益关系。

　　年青的体育界人士不少“全盘西化论”者，对武术他们了解很少，最多跟人练过几个趟子，便说三道四，首先从三性功能下手，排斥技击，认为无用。但同时又讽刺武术不能战，让传统武术进退维谷，无所适从，整天纠缠在一些虚幻里，找不到方向。

　　传统武术的本质属性原是“技击”，这是不可阉割的，割掉了便和“老公”一样不阴不阳！

　　冷兵器时代过去后，技击功能的应用范围出现了很大收缩和减少，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是没有了社会需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没有社会保卫自己的力量，以助警力的不足。可见“技击”并不因为什么人不要而消失，只不过“倒霉”的搞到了“传统武术”身上而已！

　　这个事实，说来话长，从最早批判“唯技击论”，到突出健身作用，以及后来干脆“技击无用论”，越来越露骨，目标就是削弱、降低以及取消实用技击功能。举个例子，从沈理然开始屡举而不厌的八国联军洋枪洋炮打败义和团，到八旗铁骑入关击败“中原武术”，他们并不考虑，不同时代、场合、范围内的战争，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劣性”，不能简单机械的对比。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忘了他们意欲引进的先进的外国搏击术，也同样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这非常不公平。

　　还有一种倡导，着重养生，自娱自乐，从而远离技击，这简直是一种倒退。这种否定“技击”的直接后果，迫使没有技击功效的“中华武术”退出世界武技的竞技场，拱手让西洋拳击、空手道、跆拳道等外国武技占领天下。可悲的是，除了西洋拳击，东方很多武技是从中华武术渊源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打了几千年，不孝子孙尽然不会打了，一筹莫展，这是可悲，可耻！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华武术自我退化现象是中国现代的独特现象。

　　......

                                                                 果毅　1997.1.1 晚

　　与杨永老师的结识缘于武汉。当时他作为湖北省武术挖掘整理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正在着手“岳家拳”的挖整。这也是我第一次有幸目睹“锦八手”拳的风采。此后的数年里，与杨永老师在武当山多次谋面，记忆中最清晰的，一次是“体育记者汇武当”。武当山在沉寂多年之后，第一次迎来如此多媒体的关注，盛况空前；另一次是武当山内家拳法研究会成立；再一次是电影《武当》拍摄。他当时在片中出演反派，日本武士领队荒木宗八郎。......
   
　　前年杨老师来京时，精神抖擞，身体还异常的强壮，完全没有世俗意义上年近八旬的老态龙钟。当我找出八十年代全国武术挖整期间，他本人演练的“锦八手”视频时，老人惊讶地感慨：“难得你有心啊，这(资料)连我自己都没有。”

　　数月后，老人从湖北来信，附带着一幅墨宝。字里行间勉励我锐意进取，努力精进。

　　自1989年离休后，杨永老师开始着手对“锦八手”拳进行系统整理。1991年起陆续在《武术健身》等杂志连载。2005年修订为专著出版。而今该拳在北京、武汉、安庆、秦皇岛等地均有流传。

　　杨永，学名杨维中，1926年4月生于北京房山。满族镶黄旗。其曾祖父为清廷御医，晚年开设有“益壮堂”悬壶济世，家族传承‘朱砂掌’功法技艺。1937年冬杨永随家迁居北京棉花胡同。1942年考入北京市四中就读高中，并师从武术名家赵铁挣学艺，从学“锦八手”拳术。其间与著名书法家丁文隽先生学习书法。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秋前往华北解放区正定‘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3月随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先后任区队长、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因工作需要落脚武汉。1955年经战友引荐结识形意拳名家耿霞光，彼此多年间往来不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正式转业时，得知湖北省体委意欲组建武术队，便毛遂自荐出任湖北省武术队第一任领队、教练兼支部书记。

　　1981年在湖北省暨武汉市气功协会内刊《气功理论与实践》上，撰写发表“武术掌功与气——简介铁砂掌与朱砂掌”一文，首度公开“朱砂掌”功法中虎部五个动作的练法与理法。该文于1982年被《武林》第4期、《气功与科学》第2期先后转载，引起武术界、气功界的高度瞩目。各地广泛流传，习练者众多。民间俗称其“朱砂五式”。一些不法之徒将其粗糙印制，作为武功秘籍兜售，而武术界的一些人将其收录进自己的著作却不加丝毫说明。为以正视听，1986年在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健身养生史”座谈会上，杨永老师将“朱砂掌”龙、虎部功法全盘托出，并随后在《武术健身》杂志上图文并茂详加阐述。二十年间，“杨永朱砂掌”几乎成为一个品牌，一个专用名词般的紧密相连，国人从中收益者岂止千万。

　　2007年8月25日，杨永老师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消息传来惊愕之余不胜惋惜。......

　　您公德无量！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