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雕慈航普度观音像开光

新车加持 开光赐福

 祝众善信，阖家安康！财源茂盛！福生无量！

公输班，诞生于公元前507年，因其是鲁国人，世人称之鲁班。

2010年7月24日农历六月十三，乃巧圣仙师公输班2517诞辰，北京鲁班祠举办隆重道场法会。

商户云集的仿古家具街上，锣鼓震天，香客云集。

鲁班祠内，香烟缭绕，人头涌动。

众位道长上殿诵经。

为民众祈福迎祥，消灾解厄。

 药王张仲景神像开光

2010年6月20-23日，中国传统文化讲师研讨班在京举行。

      今天是2010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是好友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的喜庆日子，黄正建先生要我作个发言，这是应当承诺的。但此文的标题似与一般喜庆的祝贺不同。这是有感于当前学界的一股吹牛风，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少“名流”喜欢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吹个天花乱坠，甚至与客观情况完全相悖。我想，评论老朋友的成就，也完全应当实事求是。既然对老朋友如此做了，当然更欢迎别人能严格地对待和批评自己，说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此文有何不客观、不公正之处，也欢迎大家教正。对于这份特殊的喜庆礼物，甚至连在座的王春瑜先生也表示非议，但寿翁却有接受的雅量。

      我从1962年冬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就很快与张泽咸先生成为好友，屈指算来，已是四十七年，他正好比我大九岁半。说是朋友，其实在准确的意义上，应是义兼师友。记得当年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不仅当时他对我的业务有不少指导和帮助，即使是他事实上已丧失工作能力的今天，我还是依赖于他，凡是涉及汉唐史中没有把握的问题，总是要用电话就教于他，方才能放心写相关的文字，有时还须拿半成品请他审阅和把关。

      首先碰到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评价张泽咸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在隋唐史领域，有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是公认的。大致在1949年以後，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是胡如雷和张泽咸两先生。两位先生都兼治汉唐史，就以对马克思主义译著的精熟程度而论，当然胡先生更胜；而对汉唐间史料的精熟程度而论，则张先生又胜过胡先生。

      张泽咸先生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下的苦功夫，肯定是强于我的。我们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甚至大饥荒也并未改变我们的信仰。但当时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确是教条式的，只是想给自己研究找观点，最好能找到合适的语录，用于写作时贴标签。苦难往往是最好的教师，经历了文革，才真正改变了我们那种教条式的学习，学会了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而能较为自由地运用其基本观点，去研究历史。时值今日，在马克思主义被许多中、青年学者厌弃之际，我们注重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也口口声声强调自己信奉唯物史观，不过是为出示一张对私利有用的身份证，我们也与此类人不同。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又说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依我的观察和经验，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写後一句话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泽咸。应当说，在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博览群书，对史料所下的苦功夫，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他不仅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且读过很多包括《宋会要》在内的宋代史料，还兼读宋以後的不少史料。他的总体学术水平，当然在我之上。

      在文革前，历史所的旧人都一致公认张泽咸先生的用功。特别是在大饥荒时期，张泽咸下放到曲阜劳动锻炼，饿得全身浮肿，已肿到无法弯腰穿鞋，一条性命差点送掉。但回北京後，不顾病体未痊，天天泡酱油汤灌饥肠，深夜读史。他身体本来很壮，经历此次折磨，接着又遇到丧妻之痛，完全垮了下来。他搜集了自秦汉到宋元的相关史料，在文革後本拟写一部估计应有４００万字的汉宋农业史。然而在健康状况已经完全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情势下，最终只是勉力完成了７５万字的《汉晋唐时期农业》，无法写更大部头的论著，真是可惜！

      我常说自己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如果放大一点，对自1949年到1966年进入史学界的人们而论，先天不足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後天失调具有普遍性。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加之有人还承受冲击和折磨，不仅剥夺了人们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精神，甚至肉体上的痛苦。在此种艰难的条件下，又没有如今的古籍电脑软件，故只有寥寥可数的人，能够贯通几个断代史。例如漆侠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秦汉到隋唐辽金的各代史，都有相当的研究，而尤其擅长宋史。主要是治元史的周良霄先生，他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电脑，但从他的力作《皇帝与皇权》看来，他读史和治史肯定是跨越断代的，其贯通中华古史的水平肯定在我之上。还有如上述胡如雷、张泽咸等先生，他们的艰苦努力，确实达到了生命的极限。

      张泽咸先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其作品如下：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50万字，中华书局，1979年；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与朱大渭合作，54·9万字，中华书局，1980年。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隋唐部分，北京出版社，1983年；
      《唐五代赋役史草》，37·6万字，中华书局，1986年；
      《中国屯垦史》中册的部分，农业出版社，1990年；
      《唐代工商业》，39·2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唐朝阶级结构》，42·6万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国屯垦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中国航运史》，与郭崧义合作，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他写第一章和第四章第十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时期农业》，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汉晋唐时期农业》，7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一得集》，论文选集，29万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泽咸集》，40·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晋唐史论集》，25万字，中华书局，2008年。

      以上有的无法统计字数，如《一得集》也不能作重复统计，可统计者为365·2万字，据张泽咸先生说，仍有约30万字论文未曾编集。连同台湾出版的三部书，应有500万字以上。我想，如果有可能，至少应为另外的30万字论文，再编一论文集。将来如有可能，应出版《张泽咸全集》。可惜因他的身体状况，本人已难以参加编集，须统一体例，特别是应当校对文字和史料，极为费力。

      张泽咸先生的大作中，给我印象最深者，是《汉晋唐时期农业》和《唐五代赋役史草》。《汉晋唐时期农业》是分地区论述的，可称全面的区域农业，而在体力和精力极差的条件下，已经难于做到认真地核对每一条史料。但我们拜读此书，仍可体会他治史的顽强毅力和辛劳，这当然是他人生的最後一次呕心沥血的顽强拼搏。《唐五代赋役史草》的特殊优点，是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以论析唐史。我曾对张弓先生说，就广泛引用唐以後的史料，论证唐史而论，张泽咸是胜过他的老师唐长孺先生的。张弓立即说，唐长孺先生在生前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评价。其实唐先生与我接触很少，从来不可能交换看法，但结论相同。

      任何高明的学问家，总有自己的弱项和缺点，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不断开发其未能深入或涉足的课题。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精神，对前辈优秀学者应当非常尊敬，但也不宜偶像化和神化。我曾对张永山先生说，我们衷心敬慕张政烺师，但评论他的学问，不应说过头话，这其实不是尊敬老师，他也表示同意。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超越老师，後辈超越前辈，是天理当然的。只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学问的总体上确实根本不能胜过老师和优秀的前辈，但也应尽量开拓和发展自己治史的新境界。譬如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够注重。唐长孺先生有1949年後的时代条件，注重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的作品主要是论文集。张泽咸先生在另一种时代条件下，则注重写专著。应当指出，张泽咸与唐先生的师生感情是极为深挚的，尽管本人体能已经很差，还是勉为其难地整理唐先生的遗著，花费了很大心血。

      前面说过，张泽咸先生治史，确实达到了他精力和体能的极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评论他的弱项和缺点。以下就他治史的不足提四点看法。

      第一，他没有外语能力。

      第二，他对先秦史料下的功夫不够。前辈学者对我们的教导，是治史打基础，应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们大致还是依此教导行事，但对先秦的史料不下功夫，或下得甚少。应当说，张泽咸在研读先秦史料方面肯定强于我，但仍是不够的。特别经过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实践，方才感悟到，不通先秦典籍，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

      第三，他治史侧重于社会经济史，而对其他如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教科文史、宗教史等，虽有涉及，但不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比不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四 ，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于1977年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吹响了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号角，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史头等重大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当然也绝不是唯一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张泽咸和我当然是同意黎澍先生的观点，但在行动上则是迟缓的。看来我们都是想走学究式的道路，当张泽咸觉悟到这个问题时，其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做什么了。张泽咸对专制主义是有批判的，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故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作了专门论述。我却是很晚也悟出土贡研究的重要性。但总的说来，对中华专制主义批判不够，仍是他的治史的不足。

      对此还想多说几句。有的学者认为，学者应当疏离政治，并且认为如翦伯赞、吴晗等先生当年就不应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有的学者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於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例如在官本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学者不可能与权势不发生瓜葛。今天要说清高的话，就不应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应是在专制制度和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时至今日，母校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京大学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其他教科文机构的人们也同样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要继承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必须支付代价，也应当支付代价。

      现在张泽咸先生的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从事治史工作。但八旬高龄，神志是清楚的，记忆力也不错。如果他还能为中国史学发挥一点馀热的话，我很希望学者们能同他多通电话，多交流学问，这对他，还是对别人，都是有益的。

      最近在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到了这个年龄，在事业上是心有馀而力不足，只能勉为其难地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如今的中青年学者是完全不同的。我想，从中国现代史学实际发展而言，我们这代人的水平是到了谷底，往後则应当，也可以一代胜于一代。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共同努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

      【说明】2010年1月15日，历史研究所隋唐史研究室举行小型祝寿会，祝贺张先生80大寿，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请王曾瑜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王先生遂发表了上述一番谈话。张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老友的坦诚和直率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笨人，语言能力差，至今乡音不改；马列的书还是读的，马恩全集前47卷、列宁全集37卷，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都一页一页地读过，但理论水平确实有限。会场气氛始终宽松而热烈，堪称一段学界佳话。
 

 6月6日如约前往家中看望李秉慈先生

与李老及心意六合拳名家李云龙先生合影

八十一岁高龄的李老仍在为学生上课

传授、辅导太极剑法

学生们演练吴式太极剑

砖雕神龛

大殿的砖雕石窗 

大殿内

小憩

古树

殿宇一角

大殿西墙

墙基

远望山顶“神仙院”

“神仙院”外院门遗址

“神仙院”内墙院落

内院门

西侧财神殿

东侧药王殿

东岳大殿

财神殿内砖拱结构的藻井

药王殿内被人为破坏的砖拱藻井

东岳大殿内的砖拱结构屋顶

 通往山顶的旧山道

“子孙银杏王”（国家一级保护古银杏树）

护国中峰顶玉虚观

山门前留影

残存的玉皇殿

通往“无上阁”的台阶

闭关修炼时居住的茅棚遗址

石洞前留影

山谷远望

山间溪水汇集成湖泊

明代万历年间石碑

瑞峰庵遗址

盘道庵前“帝王树”（国家一级保护古银杏树）

西王母祠遗址

碧霞元君祠（娘娘庙）遗址

残存的院墙

历经500年余年 依然稳固的庙基

迄今依旧令人叹为观止

      2010年5月5日，武当山特区召开专题会议，理顺武当山道教协会管理体制。副市长梁吉祥指出，根据鄂办发2009(24)号文件，鄂民宗函2009(129)号文件精神，从5月5日起，武当山道教协会及所属宗教活动场所正式纳入武当山特区宗教工作部门登记管理。市政协副主席、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等出席会议。

　　梁吉祥强调，管理体制理顺后，武当山道教协会要在武当山特区的领导下，爱国爱教，遵守国家宗教政策法规，加强协会内部和庙观内文物安全管理，积极开展道教文化挖掘整理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把道教文化不断发扬广大，争取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2010年4月1日起，武当山进山门票价格由110元/张上调为140元/张。

　　据介绍，根据湖北省物价局有关文件规定，武当山风景区进山门票由110元/张，调整为140元/张。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从2010年4月1日起执行。调价后，武当山景区进山门票价格对70岁以上老年人、身高1.20米及以下儿童、残疾人、现役军人、所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等仍然实行免票;对70岁以内、60岁以上老年人，中、小学生实行半票;对旅行社团票价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优惠，优惠幅度最高不得突破20%。

　　同时，武当山旅游景区继续对十堰市民游武当实行优惠政策：十堰市民游武当，一张门票管全年。另外，为保证十堰市民到武当山乘车方便，在世纪百强雅阁国际大酒店设专线车站，每天发四班到武当山，晚上返回十堰城区，全程免费。

　　据了解，调价前，武当山门票价格与国内同类景点相比明显偏低如：黄山门票价格为230元/人次、张家界248元/人次、九寨沟220元/人次。票价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降低了武当山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此次调价，将进一步强化武当山在十堰旅游的龙头地位，同时，有利于加强武当山国家重点文物的保护。